“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
——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钱昌明
“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一对矛盾。要“共同富裕”，就不能搞“两极分化”；反之，要搞“两极分化”，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设想，既要搞“两极分化”，又能实现“共同富裕”。那只能是骗人的鬼话。
奔“共同富裕”，还是搞“两极分化”？说穿了，其实是道路问题，也是社会制度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一定是两极分化——结果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反映的：1%的人暴富对99%的人贫困！
现实结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30多年前，有人曾经幻想过，认为只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能“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30多年的“实践”，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并未实现“共同富裕”，而是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极，确实是“少数人先富起来”了：
据2013年10月《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显示，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为首的中国排名前400位富豪，2013年的总财富已达34，746亿人民币！超级富豪虽然只占全国13亿人口中的极少数，400名富豪只占全国13亿总人口325万分之一。对13亿这个数来说，根本不占比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就是这么一些人，却占据了2013年全国GDP总量568，868亿元的约6.1%，也即约近全国GDP总量的1/16！
除超级富豪外，当今中国还形成了一个被银行界称之为“高净值人群”。按照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够得上被称为“高净值人群”的，专指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恰恰同加拿大政府规定的“投资移民”资格——160万加元相近）。按照拥有600万元人民币资产这一界限，全国有379万3760人，占13亿人口的不到0.3%。（据《胡润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材料）
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陷入了贫困：
1949年新中国建立，由于历史的局限及长期战争（8年抗日战争和3年国共内战）的影响，国家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时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受制于当时发展水平），但却由国家、集体“统包”，百姓衣食无忧，生活安定。基本上做到了“生有所育，长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全国人民，不管城乡，生老病死有保障，更不存在什么“贫困人口”问题。
“改革”废除了原先由国家、集体“统包”制度，这使极大多数人增加了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的负担。随着私有制的推行，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除了少数人凭借特权、金钱和知识等诸多不平等因素“富”了起来；而大多数人则纷纷跌入贫困的深渊。
据法国埃菲社提供的资料，“有统计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即处于贫困线以下。”（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
“每天生活费2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世界银行划定的世界公认的一般“贫困线”，也就是说，凡不到这一生活费标准的人们，均属于“贫困人口”。精英们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就是“与国际接轨”。“改开”以前，中国长期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制裁的条件下，只能实行“封闭式”的发展。因此，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很难用外部世界的货币价值进行衡量。“改开”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因此，用世界银行界定的指标，作为衡量中国人的“贫困线”，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接轨”计算，确确实实有近一半中国人已沦为“贫困人口”！
中国的精英们很善于“作秀”。2008年他们抛开“与国际接轨”标准，人为地划了一条“扶贫标准”线，以人均年收入785元为标准（人均每天2.15元合0.3美元）；2012年才把这一标准提到1274元（人均每天3.49元，合0.5美元，可买1斤多大米！），通过这种手法，数以亿计的中国贫困人口迅速地“脱贫”，据说中国尚存的“贫困人口”仅为2688万。
用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标准”线，取代国际通用的“世行贫困线”，中国贫困人口就从约6亿人一下变成了2688万人！这种数字游戏虽然可以改变中国“贫困人口”的数字，但却永远改变不了我国两极分化的严峻现实。
有人还是根据世界银行报告的材料得出结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转引自《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财富两极分化》）
要问当今两极人们的收入差距有多大？何止百倍、千倍乃至万多倍！撇开那些超级富豪不提，仅以平安保险公司老总马明哲年薪为例，年收入超过6600万元。相比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四跳”自杀的青年工人们，他们的年收入仅为万元出头（月900元）。上下相差竟高达6000万倍！
社会财富是全社会人们共同创造的，但不同人群根据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分配得到的份额是不同的。在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一部分社会成员分得多了，另外部分的社会成员必然就分得少了。少数人的暴富，必然是以侵占多数人的份额为代价的，这就是“切蛋糕”定律。
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搞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不到1%的人的巨富，换来的是让近50%的中国人——处于每天生活在不到2美元的贫困境遇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农劳动大众下岗、失地，深陷在贫困绝境苦苦挣扎，永无出头之日。新生资产阶级穷奢极欲，官商一体，腐败成风，整个社会浸染在拜金主义之中，这就是30多年“先富”政策“实践”后的残酷现实。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谁都知道，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会导致社会危机。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是一个政治学中的ABC，毋须赘言。当然，这一危机只要还没有达到“临界点”，火药桶还不至于立即爆炸。
当前，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过30多年粗放式的发展，虽然大多财富被外资赚走了，但其本国毕竟也产生了一批“先富”人群。这可是我们的“发展成果”啊！可是如今这批富人已不再是中国人了，他们正纷纷把自己“变”成了外国人！尽管这些人如今多数仍留在中国继续“赚钱”，但他们的身份已是外侨了。
“中国超级富豪成群外逃！”这已成了当今世界的一条国际新闻。德国《世界报》引述来自香港的消息报道：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因中国内地富豪的投资移民申请文件数量过多，致使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冻结了这个吸引投资移民的项目。
据说，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收到的投资移民申请，2011年占当年加拿大在全球收到的此类申请总量的86%。2012年它已批准了3643张投资者签证。中国人在签证申请基础上的投资许诺额已经达到75亿加元（1加元约合5.52元人民币）。目前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共积压了53580份投资移民申请。
中国的超级富豪也在排队等待美国、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投资签证。自2007年以来，美国早就成为中国人的首选移民国。
许多人想不通：“先富”人群不都是“三个代表”中的“佼佼者”吗？为什么他们一旦“富”了起来，就不愿做中国人了呢？不仅把共产主义崇高信仰丢了个精光，怎么现在居然连自己的祖宗也不要了呢？
为什么会这样？仔细想想，也不奇怪。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大都懂得这样一条基本常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共产党宣言》的回答是：“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推行了30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现在重新恢复私有制，那些“先富”人群，即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当然害怕哪一天会因政策的改变，政局的波动，突然失去自己那些已经“捞”到手的私有财产。怎么办？为了保住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可以不要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以不要党组织，可以不要自己的祖国，纷纷争先恐后地移民国外。他们宁愿去外国做一名富裕的“白华”，也不愿留在国内做“三个代表”。一句话：是“私”字蒙住他们的了心窍，失去了良知。不仅背弃了革命，而且连最起码的爱国主义也不要了。
如此看来，中国30多年的发展，尽管有漂亮的GDP数字，肥了一大批境外投资者，造就了一批“先富”人群，除国家增加了一些财政收入（这可说是最大的收获），使“公务员”改善了待遇（他们再不是焦裕禄式的“干部”了）；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似乎意义不大。
可是，对整个国家、民族与子孙后代来讲，却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中国的资源耗尽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了；中国的食品安全没有了；发展的最大成果——中国的富人——带着财富出走了；人们的信仰破灭——人心涣散了；国家、民族的凝聚力丧失了——重回旧中国“一盘散沙”状态；留下的是两亿多的贫困的“农民工”——新无产阶级和近6亿的“贫困人口”。
这批新无产阶级，他们在城市里“打拚”了几十年，绝大多数仍是居无房，安无家，工作、福利没保障，回老家发现连土地也没了。他们老了谁来养？结论是：13亿中国人民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近了，而是更遥远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通过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结果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它决不是奔“共同富裕”的强国之路。
现实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样的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历史告诫：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其实，“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早有结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憧憬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为中国人描绘出第一张发展资本主义蓝图起，其后，再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虚心地向西方学习，一心一意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一次次地都失败了！中国眼睁睁地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受近代世界的总体格局和中国自身的国情特点所决定的。
世界近代历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又是一部贫富两极分化史。
人所共知，资本增殖过程就是少数人剥削、奴役多数人的过程，而不是相反。资本主义在一国的发展，必然会造就社会两极：一极是掌握资本的少数资产阶级；另一极是出卖劳动的多数劳动阶级。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必然会把世界分裂为两个部分：少数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多数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体，实质上就是这样由既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部分（宗主国与殖民地）构成的。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庸的关系，首先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同时又是少数人、少数国家富裕，多数人、多数国家贫困的关系。不能设想，资本的增殖过程会出现多数人发财的“共同富裕”现象。另外，这一少数与多数关系，总是建立在残酷的压迫、奴役，以至以血与火的暴力基础之上的。
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历经两个世纪的血与火的斗争与发展，到19世纪中期，近代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格局基本确立。这就是：
以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为一方，是为资本主义宗主国；以其他亚非拉多数国家为另一方，是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双方的关系：政治上是统治、奴役与被统治、被奴役的关系；经济上是剥削、掠夺与被剥削、被掠夺的关系；军事上是奢杀、征服与被奢杀、被征服的关系。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世界的国际格局。
世界格局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无新的变革，它就会一直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并经历其“发生、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制于整个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既然中国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形成之前，未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未能挤进资本主义宗主国的行列；那么，就只能被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附属国行列，历史的命运就是如此。
自从二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人类起，世界历史也就开始了。如果按照人类的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类历史历经了原始经济、自然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时代。
原始经济时代：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原始社会阶段。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受发展水平的限制，其生存手段全靠大自然的恩施——通过狩猎与采集的方式获取食物。这一阶段，历经了漫长的二三百万年的时间。
自然经济时代：它是人类发展的第二阶段。五千年前，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它以文字的产生为标志）。就生产方式而言，它已从人类单纯向大自然的索取，转化为通过利用自然条件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这一阶段，从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国家出现到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历经了近五千年的时间。
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从公元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起发展至今。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开始把知识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它以机器问世为标志。人类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以科学技术为重要手段，来获取自己需要的工、农业产品。这一阶段，至今还不满3个世纪。
世界古代史横跨原始经济与自然经济两大时代，它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三个时期。世界近代史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从那时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世界历史发生了五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变局：从生产方式上的质变——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直至整个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中世纪各个地区封闭发展的世界格局被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所取代。这既是旧的封建主义的最大危机，同时又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绝好的机遇。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同民族都得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接受历史的检验和挑选。
在17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中期近代世界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很遗憾，我们中国——这一文明悠久、古老的封建帝国，在近代世界格局“洗牌”过程中落伍了，未能挤上资本主义时代的列车，最终被淘汰出局。
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世界格局“洗牌”、形成的过程中，没能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而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里边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过主要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国情特点所决定的，它是历史发展辩证法内在演变的必然结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国，具有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长期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沿，它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大国，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长期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沿，固然是古代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同时又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不利条件，是近代历史发展的惰力和阻力。“船大调头难”，“大有大的难处”，“”大国长期领先，必然滋长自大、保守、固步自封，从而丧失积极进取的活力，等等。综合这些，使中国这一老大帝国，在人类历史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落伍了！这一落伍，也造就了近代百年中国的一部“痛史”。
另外，从客观原因上讲，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只允许少数世界人口能幸运地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成员；多数世界人口只能沦为资本奴隶（殖民地附庸）。
回顾世界近代史上早期发展的资本主义强国，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以至其后的法、美、德等国，其发展起始，几乎没有一个是庞然大物。概括起来，一句话，正因为古代中国是个长期领先世界的封建大国，这才是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
出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想要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做梦！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讲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不能说奥巴马的这番话全属恶意。他至少在告诫我们：中国要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实现富民强国，不可能！（这句话背后的含意很丰富，也很深刻）
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都旗帜鲜明地强调过：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见《习近平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
结论还是一个：
我们再不能犹豫，走社会主义道路，奔“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