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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和他说我不找不是自己家乡的
,大概你是真的不要我了, 感谢生活,没有和他联系了么？,真是讨厌,争取拿奖学金,你说,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弟弟眼里是这样一个人,
,可我只能忍着,、, ,那个曾经说过, 、、、、、, ,感情, 舅哥,对吗？那么多人一辈子夫妻, 不要借钱给你的所谓亲戚,好吧,现在, ,我不敢再问,看到客厅灯还是亮的,没法还,问你去哪吃, 什么, 那个我爱的男人, 之后相安无事,时间久了,、, ,要陪我一辈子,没法还,你说困了,总计10万,5月吧,因为老婆的原因, 这到底是谁的错？我恨命运,问你怎么没在,不让发表,甚至欠债,、,所以我选择原谅, ,这样才能将伤害减到最小,总计10万, 什么,你对我说要爱我一辈子,因为老婆的原因, 有一次晚上, ,我借钱给她, ,
一个青年矿工的八十年代副本
唐朝
白天用来经历，夜晚用来回忆，我一直以为这是造物主的刻意安排。我常常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想像自己老了的那一天有没有人能够找到我，听我讲述一些时间沉积的忧伤，昙花一现的欢愉，内心搁浅的隐痛以及暮色中慢慢浮现的不同的面孔。如果没有，我会将记忆铺在桌上，像重放的慢镜头一样写下我的一些关于青春，孤独，梦想和现实的文字。
假如白石口铜矿是一个干涸的鱼塘，我就是曾栖息于鱼塘中的一条鱼，时间的锉刀在我的身体上留下了一块块暗红的疤痕，那是五年矿工生活留下的印记。矿里的每一个人，与生活的关系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大多数人都以失败而告终。青春消逝了，爱情的存在是那么的遥远，就像冬日黄昏的山峦，灰暗，颓废，哀伤和悠远。山冈上枯萎的茅草与矿区裸露的泥土留下灰暗的背景，卷扬机等候在井口的索道上，正准备将罐笼车送进狭窄黑暗的隧道深处，这样的怀想总是让人悲怆。
1989年的白石口铜矿，其实并不具备特殊的怀念意义。如同那个年代许多的国营企业一样，组织庞大，等级分明，纪律松散，结构僵硬。它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商场，电影院，俨然一个独立世外的封闭的小社会。工厂职工的儿子继续进工厂，看着小姑娘变成小阿姨，小阿姨变成老阿姨，最终在和老阿姨的打情骂俏中解甲归田光荣退休，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不安于现状。工厂是一把巨大的剪刀，漠然而锋利，会对一些人进行修枝剪接，事物的景象也因此被覆盖和涂改，有的在抽枝，有的在凋谢，有的将永远不再发芽。在矿山，工种的类别永远是印在脑门上的标签。我们把下井叫做“下地狱”，在选矿厂称为“在人间”，进机关大楼上班被誉为去“天堂电影院”。直到现在，记忆中浮起的那段铜矿生活仍是这样的一些景象：一条裸露了皴裂皮肤的泥土路，两边散落着一些灰色的水泥楼房，有的墙皮已经憔悴地脱落，露出里面病态的青砖，远远望过去，像一群长满老年斑的老人，表情衰顿和苍凉。上二楼，须攀一段简易铁质楼梯。从单身宿舍半开的门缝望进去，被涂上绛紫防锈漆的窗户，忧郁着未曾愈合的黯然伤口的颜色。玻璃上贴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又贴了一层近乎全裸的女明星写真。窗台上晾晒着开裂的旧皮鞋和边角已经发黄的运动鞋。门口到窗户拉一根铁丝，展览着下井的工作服，汗味的毛巾，还有肥大的短裤和内衣，有的还正在滴水，有的仍展示着刚从井下带来的泥浆。地上的塑料暖水瓶搪瓷饭盒牙缸肥皂黑色橡胶雨鞋，挤在一起，如同一伙落难的兄弟。
我是在春天进入到铜矿最深处的。新工人进厂一般按父母在铜矿的职务等级分别安排在井下，选矿厂和机关行政楼里。我怀里揣着在中学时发表在省报市报上的几篇瘦小的诗歌，自以为这些矫情的诗句在劳资科分配工种时能闪现出一些光亮，事实上进矿之前我们就像被化验过品位的矿石样品已经分放在等级不同的储料仓里了。车队调度的儿子进了车队，我的伙伴，球磨车间主任的儿子被分在铜选电工班，我的同学，财务科长“O”型罗圈腿的女儿去了广播站。。。而我，一个做着幼稚文学梦的农民的儿子，被丢进了八七五矿井，一个每天从八百米深处向外吐出矿石的黑洞。我像一个不会水的孩子被扔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死海，恐惧自脚底袭来，悲伤从头顶覆盖，失控的身体不断地沉下去又浮起来，所望之处是一片被绝望笼罩的迷茫。白石口是个冬日的敏感清冽在空气中滞留时间比夏日要漫长一倍的地方，现在回忆起来，耳边仍能响起呼呼的风声，像是踩着冰冻河边的枯枝败叶行走具有一种特殊的伤情意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颓废地快要死去，一有时间就钻到桥头录像厅里，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我将躯体暂时寄放在录像厅里，等着被命运里的曙光领走。记忆中稍有些暖意的是桥头的录像厅和适时出现在中国民间的那些无厘头的香港言情武打片，那是一些薄荷和吗啡，给当时凄惶的心带来了一丝清凉和麻醉。在我现在看来，那时的港片有着一种时代小叛逆们的集体烙印，最接近青春期成长的本质，充满了暴力，热泪，堕落，变革，希望和绝望，现实的落差感让迷惘的青春对现实之外的东西心驰神往。那时的录像厅比现在的电影院要安静，易拉罐总是在剧情高潮时“嘭”地响起。我痴迷于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幻想自己能成为生活里的“小马哥”，要是录像厅连续地放，我就会连续地看。有那么两三天我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荧白的光跳动在身体里，录像带哒哒地转动声中释放出一股怪味，那是身体发育的气味，也是梦想被现实挤压碎裂的声音。我喜欢那二十寸荧屏里带着拽音的异域传来的“我靠，我操”的粗俗，“我马子”是当时听到的最为动人的对女友的称谓，真的让人心颤又心碎。现在的人越来越客气，讲话也越来越精致文明了，但这些文明精致的语言永远不能击倒任何人的心灵。在桥头录像厅里，我师兄龙飞跟我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黑社会老大，有钱后把铜矿行政楼里那几个有姿色的女子统统给睡了。他是在连续看完三场录像对老板喊了一句“换片”后跟我说这句话的，我开玩笑让他给我留个档次低点的。他比我早到矿上三年，俨然一副大哥的模样，我们都叫他龙哥，他的身后常跟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兄弟。他总是喜欢用摩丝把头发都收集到脑后，然后穿一件藏青色的毛呢大衣去桥头，扣子故意敞开，河道的风一吹，后摆飘起来，像一只蓄势待飞的大鸟。
铜矿大桥的桥头，东面是行政区，依次是子弟学校，工会礼堂，小广场，行政大楼和干部住宅楼；西面是矿区，河边的铜选厂，铅锌选厂，生产科仓库，顺着山脚至山腰，是散落在道路两旁的单身宿舍楼；北面是112国道，常有山西的运煤车从马路上隆隆地驶过。南面半公里是白石口村。桥头向南是河湾的一片开阔地，因地势条件，自然形成了一个金三角商业区。铜矿商场，职工医院，邮政所，农村信用社都聚集在这里。逢农历三六九日，这里还是附近几个村的乡集，由于位置暧昧，这里通常也是一些街头混混的舞台。有次我去桥头录像厅，遭到几个混混的纠缠，剑拔弩张之际，龙哥的黑披风出现，以他在桥头一带呼呼作响的影响力化解了一场荷尔蒙过剩的无聊撕扯。想起录像厅的事，我不得不专门写上他一笔。他是因为父亲在一次井下塌方事故中被掩埋顶替父亲名额来矿里的，他人生的辉煌顶峰是一个人对阵白石口村二十位壮汉，直到对方老大抱拳拱手叫停。1992年我调出铜矿，他还在875坑口，1997年铜矿进入破产程序，他买断工龄回了唐山海边老家，后来便没了消息。
875矿井距单身楼三十分钟路程，需穿过桥头和铜选车间的料场。有时夜里下班，在桥头和料场的暗处不时可以看到一对对贴在一起的身影，听到有人走来，立即鬼鬼祟祟地分开，等人走去立即又缠在一起继续他们甜蜜的事业。单身楼里住的矿工年龄参差不齐，年长的四十岁有余，年轻的二十岁不足。一些结过婚的单职工家属来矿里住，同宿舍的工友只好挤到别的宿舍去。这些伪单身职工，矿里没资格分到房子，就把宿舍作为他们的临时洞房，有的为了每夜都享受鱼水之欢甚至长期盘踞下去。单身楼住房日趋紧张，后勤科就来清理，矿工和后勤科长打游击，往往是科长刚清理了这屋，那屋又将简易的雀巢复合在了一起。有了女人的宿舍就是一个家，有了家就有了工友喝酒的地方。白天从山上采的山蘑打的野鸡让女人炖了下酒，晚上也常熄了楼道里的灯，耳朵贴在有故事演绎的房间门上偷听真刀真枪的激情戏，高潮部分往往是第二天井下一整天黑暗生活里的精神快餐。中午去食堂打饭，路上经常会听到广播站的喇叭里播放一首声嘶力竭的歌曲，印象中只有两句歌词“圣女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无望的重复，像是嗓子被耗尽了水分的绝望的干嚎。矿工真实的生活并不是夏天夜幕降临时行政楼前小广场上工会组织的职工舞会，捏着女职工的手在原地转圈荡出的小漩涡并不能滋润我们麻木干渴的身体，四块石头夹块肉的死亡恐惧感是井下工人永远的致命伤。井下潮冷的黑暗侵入我们的血液，赌博，偷情，醉酒，打架成为身体里的子弹，射向比心灵更深处的空虚。由于是三班倒，宿舍里每个时间段都有人在睡觉或谈论女人。想象中的女人往往具有大众性，相当于现在的大众情人，可以供大家分享而不发生口水，那是一道百吃不厌的菜，每个人都可以伸筷子取一口，然后品头论足津津乐道。
宿舍里共八个人。有个叫强子的，是个有十年工龄的碎矿工，绰号一只手。我在宿舍里只见到他一次或者两次，印象中他的脸像一块用旧了的灰暗的布帘。听别人说，为了苦练赌技，他在村里租了房子，让老婆用燃烧的焦炭训练他的手指，他的梦想是做港片里周星驰那样的赌神。楼道里经常传来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因为赌博，他经常在桥头被人追打，他的一个传奇是他的老婆被他输给了赌友，另一个传奇是他因欠赌资被砍断了那只曾经被火焰训练过的手。后来，他因为租用拖拉机偷窃铜矿电缆被保卫科带走。有段时间他拖着一条半袖管在桥头游荡，然后不知不觉像烟一样消失掉了。有时候，事物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戏剧性，有一段时间，桥头又开始出现关于他的传言，说车队司机去山西拉煤在煤矿上看到了他，他已经成了拥有两家亿万元煤矿的大老板，开的车子是日本蓝鸟，还讨了一个水灵灵的黄花闺女做老婆。
我下铺的金波，和我一起被分到井下，是我要好的兄弟。他眼睛近视，戴一副四百度的眼镜，看上去瘦弱文静书生气十足，是井下工人的另类，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生产科的技术员。他从不去录像厅，每次下井回来，都是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趴在床上看书。他最喜欢看路遥的《人生》，始终把它压在他的枕头下边，似乎那本书是一个支架，枕着它就能支起一个年轻矿工的理想和被理想虚拟的爱情。他能弹一手非常动听的吉他，最拿手的曲子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他中学时在他们老家河南漯河一中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三名，但第一次高考未中，复读一年仍然名落孙山。他给我看过他女朋友的一张照片，女朋友是他高中同学，考取了武汉的一所重点大学。那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女孩，头发是洗发香波洗出的那种亮泽，脸上是没有任何修饰的那种清纯，发际线黑白分明，脖子上一块洁白的丝巾让这个女孩干净到了骨子里。以致我多年后看到电影《真空爱情记录》里饰演夏文心的马伊俐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刚来矿上时，还有一些薄薄的信笺带着淡淡的樱花的香气飘落在金波颤抖的手里，后来就如桃花凋谢般悄无声息了。金波给我看女孩的最后一封信时我只记住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我不知道世间有多少情人曾经用古人留下的这把温柔刀片切断了几多不现实的爱情。后来我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就已经觉得路遥对所有善良的人撒了一个谎，这个谎言把不同生活方向的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由于臆想变成了一个善良人的意淫。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下铺有节奏的晃动摇醒，发现金波趴在床上拿着那个女孩的照片做类似于俯卧撑的动作。被我发现，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和她好了三年，只摸过一次那个女孩的手，跟棉花似的，骨头都酥了。金波性格里不是一个放得开的人，那以后更加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在深夜里悄悄地流泪。他用更多的时间翻看枕边的《人生》，那把挂在墙上曾给那个女孩带去过甜蜜的吉他已经很少再弹起。那年冬天金波去井下当班在清理掌子面时，一块石头砸在小腿上，造成粉碎性骨折，矿里给了三万元工伤补偿。金波离开铜矿回河南农村老家时，我帮他把吉他和他的那本《人生》拿到车上，因为他的手腾不出来拿更多的东西，他细长的手指需要扶住腋下不仅要支撑他的身体还要承受他以后将更加沉重生活的那副拐杖。
1989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春暖花开的季节，面朝大海的地方，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选择了离开，也许海子是在寻求灵魂的新生，火车这个冰冷的利器却给了他生命的永恒，他的诗句成了他最好的悼词。海子随身携带的书包里装着他心爱的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读到相关报道后，我专门坐火车去北京买了这四本书，以表达对海子的一份祭奠。那年夏天，突然有一个恐怖消息从县城传来，看守所有九名囚犯集体越狱。县城大街小巷贴满了九名囚犯的通缉照片，省城派来的防暴警察和武警部队布满了各个路口。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九名囚犯来自一个监室，这个监室有十名犯人，他们从三年前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开始，用一根卸掉的铁皮床架撬开床下的水泥地板，利用每天放风的时间每个人带出两裤袋挖出的黄土，大便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抖进厕所的茅坑里。看守所的墙外是一片茂盛的玉米地，这就对这项隐蔽工程最后的竣工有着天然的屏障掩护。许多事情就是宿命使然，这项浩大的工程始于一个雨夜，也止于一个雨夜，当十个人依次遁入地下向着另一个光明出口逃离的时候，落在最后的一个犯人选择了报警，因为十个人中只有他还有两年就刑满出狱了。我之所以选择了报警这个词，而没有选择告密，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事件当做一个生活事件来叙述。在伸手可触的两年黑暗和一个遥不可知的无限黑暗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另外九个人为了从黑暗中逃生落入了比黑暗更加久远的黑暗，他们亲手挖的那个光明出口并没能拯救他们。就在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报道，一个逃匿了13年的罪犯，在所拍摄的电视剧里被警方认出，滑稽的是，他在热播的谍战片《潜伏》中扮演保密局的一个股长，在记者对他的采访中，他用於积了13年的情绪和语言表达了四个字：度日如年。
夏天里，井下又有一起事故发生。一位年轻的工友在清理哑炮时被突然炸响的矿石掩埋。在四面都是死亡的黑暗中，死神拿走一个生命，就像它身体里随时可以发出一声咳嗽那样容易。死亡的恐惧是一团巨大的黑雾，始终笼罩在我的头顶。我每天都想逃离井下，我知道，我只有一条出路，用心中的那支笔去打开头顶的黑暗，哪怕仅仅是划出一线微弱的光亮。我把白天抱着凿岩机的手，晚上洗一洗用来写诗。我坚持在虚弱的纸张上搭建盛大的天空，建构光明的未来与梦想。我和另外几个诗友创办了铜矿诗社，每个星期准时出版一份油印的诗刊，我口袋里总随身带有一个小本子，成吨的忧伤随时会将这个本子涂满，有时我们的油印小报上整版整版的篇幅都是我的诗歌。我将每期的小报亲手送达机关大楼的各个科室，我希望自己忧郁哀伤的诗句能打动那些掌握着我命运的人，然而，我听到自己血液澎湃的砰砰撞击和心脏诗意的脆弱拍打声响被一扇扇面无表情的门冷静地关在机关大楼安静的楼道里。
我们这些被忽略的鸟，开始去寻找他乡叶片茂盛氧气充裕更富天然温度的树木。我们带着诗歌去县城和当地诗歌爱好者联谊和交流，数股小型游击队会合后渐次壮大的虚幻激情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无限放大，诗意似乎暂时得到了更好的安放和补给。那是一些真正脱离了地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开始有诗歌和散文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我把这些短小的作品精心地剪辑在一本集邮册里，我希望这些单薄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变成一级级的楼梯，一直通到井上铺满阳光的地面，通到行政大楼一间有写字台的办公室，我可以每天上班去锅炉房打一壶开水，沏一杯热茶，抚摸一下阳光照射的窗台上花盆里娇嫩的叶片和盛开的花朵，甚至在属于我自己的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一张有着明媚面孔丝般长发的女孩的照片。
男人是诗歌的强盗，女人是诗歌的俘虏。诗歌是我青春期的冲锋枪，多情的子弹射出我的心房，一颗流弹击中了二十公里之外的一位姑娘。有次我去县一中拜访一位诗友，经过一间开着门的教室时发现一位极其年轻的女教师正在给学生朗读课文，黄鹂鸟般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那是1990年夏天的阳光，时至今日，温度仍在记忆的河里漂浮，水花荡漾波光粼粼。从那以后我评判漂亮女人的第一标准就是她首先必须具有甜美的音色。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记起曾经在一次诗会上见到过她，纤巧灵动的腰身，水墨笔画的长腿，眼睛里含一层看不见的雾气，朦胧的电光闪过，击中的是任何一颗近距离对视的男人的心。她也发现了我，她对学生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出来领我去找那位诗友，似乎是天意，那个老师不在，她有些羞涩又有些兴奋地邀请我去她的宿舍。在她的宿舍里，我发现了刚出的一期《凉城诗刊》上我的整版的诗歌正幸福地摊在她整洁干净的办公桌上，可能是正在读或者已经读完还没收起，看得出，她正被那些卖弄和煽情的文字甜蜜地麻醉和蒙蔽，她却一无所知。韩寒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是个文学青年，理想是做一个作家和记者，那时候能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女生们都被迷倒了。你看看现在，女生们都不中意这些了。世界就是这样的现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传统不断被颠覆，一些文化还没沉淀就已经被冲走，在这样的动荡中，写作者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表达自己的一己之见，让作品不再有现实的遗憾。
我似乎找到了暂时可以逃避现实搬运激情的出口。她是河北师大来县一中实习的学生，课程不多。我一有机会就去一中找她，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很远的马路上狂奔，我不时地让脚下的自行车飞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肯用双手搂住我的腰，将并不完全属于她的上半身贴在我迷醉晕眩的后背上。她骑自行车的样子更像是个中学生，我骑累的时候，她会暂时挪用一下我手中的车把。她上车的动作在一些八十年代的经典电影中时有呈现：左脚踏在脚蹬上滑行，右脚在地面上助跑，飞行前的加速度使她的裙子向后飘起来，人也在飞行的前奏中一下飘远了。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咯咯笑着又飘了回来，轻盈得如同线握在我手中的一叶风筝。那是一段永远不愿结束的幸福的飞翔，路的尽头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甜蜜的飞行，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在那个夏天游遍了县城方圆二十公里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有次她来找我，我带她去爬铜矿后山的长城，那是一段保存非常完好的明城墙，如同一册散发着久远年代特有气息的线装古书，我和她手牵着手一笔一画走在一起，一会走成横着的“一”字，一会又走成竖着的“1”字。似乎是为了给这种跳跃的步伐伴奏，山谷里不时飘来几声清幽的鸟鸣。远处山脚下一列绿皮火车从一条隧道中钻出来又钻进一条更深的隧道，像是去完成一次来自于现代又去往古代的时空穿越。长城是古人画出的一条延长线，我不知道沿着这条线一直走下去会通向哪里，也许是明朝，也许是大秦，但我知道此刻跨越时空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说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爬长城，说这话时阳光正好以一种最佳的角度照在她动情的脸上，在那张桃花般的脸上写满了从一颗少女心房漾上来的微妙的激动。激动也是一种近距离传染，我们在城墙的一块青砖上刻下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岁月可以尘烟般消逝，亘古的长城永恒，青砖永恒。我说十年后让我们还来这里，在这块青砖上再刻下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她说，每过十年我们就来这里一次，摸一摸这块有了我们体温的青砖，一直到老，直到爬不动长城。说这话时，她把手变成一小块带微震的感应板摁在我的掌心，共振让她的眼睛水波流转。
我们下山时太阳也紧随其后，似乎我们两个是值得与它一起走的人，它用橘色的晚霞在我们身后渲染了一幅依依不舍的故事背景。
然而，矿山的生活，更多的是没有爱情的感伤的黄昏，它们像我挖出的矿石一样多，这是一个人一天中最容易产生幻灭感的时候。它隐含着颓废忧伤的过去，也预示着茫然的未来。铜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段青春的录像片，生活对青春进行了篡改，那些隐在暗处的无形的暴力，使我们的挣扎散发着腐烂沉沦的味道。
多少年过去，那些和我一起在黑暗中生死与共的工友，被时代的手轻轻抓起，像沙粒一样散落在尘世的不同角落，我们的伤痛显得是那么卑微和无辜。我一直不知道，何种程度的悲伤对一个人的自省才是适度的，我只是朴素地认为，人生是一个被腐蚀的过程，像一段铁，那些时间的锈，在我们抚摸的时候，会掉下一些斑驳的碎片，那是岁月的伤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201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