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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预产期的时候
”,没有加油站, ——————————————————————————————,没有朋友,感觉自己一点儿也不安份,
依法控告申诉人：乔忠义,我们做了几次了,已经违法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没怎么用力就进去了,74周岁,国务院两部委紧急叫停建停售“小产权房”,两栋正在打桩施工当中,条式住宅,光线已经暗淡,已经违法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不要用“大房产权”的幌子,阳光作业,去开房了,没怎么用力就进去了,去开房了,没怎么用力就进去了,74周岁,国务院两部委紧急叫停建停售“小产权房”,两栋正在打桩施工当中,条式住宅,光线已经暗淡,已经违法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不要用“大房产权”的幌子,阳光作业,去开房了,没怎么用力就进去了,去开房了,没怎么用力就进去了,
——关于弋舟的小说《所有路的尽头》之印象与联想
采 薇
题记：当死亡成为最后的诗意，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热烈地拥抱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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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而不是小说评论家。我只写出我个人读某篇小说的感受与联想，不负责评论小说，因为我既没有评论的义务，也没有评论的权利。而最根本的是，我也没有评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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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翻阅架子上的图书时，无意中发现《十月》2014年第2期上刊登了弋舟的小说。而那小说的题目《所有路的尽头》又那么吸引我，加之我之前读过弋舟的小说《而黑夜已至》，印象十分深刻，我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读后感《黑夜里的温柔》，所以有些迫不及待地阅读的欲望。
之前两周我一直在阅读尼采的著作，夹杂着读了几篇小说，有刘荣书的《浮屠》，张楚的《野象小姐》，盛可以的《弥留之际》，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这些小说家的名字都先于“弋舟”两个字若干年驻扎在我的记忆之中。若干年前，我在阅读了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之后也写过3千字的读书笔记《谁为战争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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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路的尽头》。在阅读开始之前，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重复着这个小说的题目，并且不断地猜想在这个红盖头之下会是一张怎样娴淑的脸。在虚妄的无边的猜想中，我把自己变成一个洞房花烛夜里的新郎，在焦酌的期待中越来越忐忑不安。
必须实事求是地交代一下，一提起“尽头”这两个字，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红楼梦》中《葬花吟》里的句子：“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大概是当年过于用心的背诵留下的后遗症。我在背诵《葬花吟》的时候对那首诗喜欢得不得了，觉得在所有我读过的诗中，只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堪与之比美。或者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我终于读到了堪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美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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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博尔赫斯
翻开小说后的第一眼，我便哑然失笑：“哦，《而黑夜已至》开篇引用了聂鲁达的诗句，本小说又在开篇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诗句。这样形式上的雷同不会在他今后的写作中一直持续下去吧？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他细心地拈出世界级著名诗人的经典句子让我铭记。”
通过《而黑夜已至》，我怀疑弋舟曾经是一位诗人，以至于他的小说也刻意地追求诗意地表达。现在，我几乎可以确认弋舟就是一位诗人，他在用小说的形式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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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开篇就交代一个叫邢志平的人陪“我”（依然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让人感觉到亲切的同时也增强着故事的可信度）一起度过了四十岁和四十一岁两个生日，因为我们的生日几乎可以算作是同一天。马上我又要过四十二岁生日了，可是，“邢志平却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喝杯酒，继续接着往下长。他死了。”
这不禁让我惶恐，内心隐隐地不安起来。短短几十个字就点出了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生”与“死”。由此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何谓人生。说白了，人生不就是由用自己的哭声宣示的“生”到用别人的哭声宣示的“死”之间的一段儿时间上的距离吗？短暂些的，恐怕还没有飞机跑道长呢。即使偶尔遭遇到长一些的，也不过是一个马拉松的距离，严重考验着人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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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小说，也就是《而黑夜已至》，弋舟提到了“禽流感”，本篇小说他又提到“雾霾”。看来弋舟很擅长用一些电视新闻里频频出现的热词，也是困扰人们生活的事件作为背景，标示出他小说里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就是人们正生活于其中的“当下”。不像某些小说家一提笔就是“我爷爷……”。更高明，或曰更狡猾一点儿的小说家，干脆在小说中直接隐去时间的概念，以减少某些表达不准确的可疑性。
我觉得，对于“当下”的探讨，比对于“我爷爷”时代的探讨更难，更需要勇气与智慧。它需要一双更加敏锐的眼睛以及更加犀利的目光，在别人听到雷声之前首先看到闪电，并把倏乎在天空的闪电接引到地面上来，让人们认识到这闪电不仅仅是一道光束，更是巨大的能量，具有很强的摧毁力。
“当下”意味着小说主人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所思所想的，也正是“当下这一代人”（读者）所经历、所面对、所思所想的，发生在小说主人公身上的故事，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在有其偶然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必然性，因而，它很有可能正发生在像你、我这样的读者身上，或者发生在与我们有直接而密切联系的人身上，比小说中的发生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所有的读者都是小说中的事件的见证人，具有揭发与检举的权利。因此写作者绝对不能向读者说谎，因为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读者就是公正的法庭。法庭不允许任何人做出伪证。好的小说作者即如好的辩护律师，在公正的大前提下，能够更多地赢得法官的信任以及陪审团的同情，胜诉的机会就更大。因此，好的小说，尤其是“当下”题材的小说，特别需要提供足以与读者产生共震效应的频率。
弋舟的两篇小说，《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便符合我以上所说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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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读小说的，我只知道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读书的速度都比我快许多，我常常感觉到他们是黄鹂鸟而我是蜗牛。这与我吃饭的习惯正向反。吃饭的时候我喜欢狼吞虎咽，觉得那样的吃法才过瘾——这一定与小时候常常处于饥饿状态有关——就连喝水也必得咕嘟咕嘟的才觉得解渴。最近因为胃与牙齿的功能大不如前，才稍稍改变了狼吞虎咽的习惯，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地维持着慢的节奏了，但还是看不惯别人近乎夸张的“细嚼慢咽”。转到读书领域，我便只有乞求别人宽容我的细嚼慢咽了。
一个错别字，一个蹩脚的比喻都可能影响到我读书的心情，甚至影响到我决定是否继续读下去。而一个好词，一个新鲜的句式，一个出奇的比喻都会引起我的愉悦，令我驻足，像欣赏一片花草一样仔细咂摸其中的味道。若遇到精彩的情节，便舍不得放手，好像哪怕只有五分钟的移情别恋都可能错过了花开的季节。
读书首先要有读书的好心情，有了读书的好心情还需要一本好书把这种好心情演绎得更加唯美，就好像服装设计师设计出一款新颖别致的服装，还需要一个能与之匹配的好身材，两者相得益彰，妙趣才能横生出来。要知道，同样皎洁的月光，照在垃圾堆上与照在静静的山岗上，其审美效果是大相迥异的。
让我不得不说的是，弋舟有极大的耐性，在小说的细节上做文章。不仅在情节的构筑上精心彩排，而且在语言的打磨上也让人觉得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比如小说的第二段，“接到这个消息（邢志平死的消息）后，我独自出了门。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一个“挤”字让人读起来特别舒服，因为这一个字就十分准确、生动地表达了“我”此时此刻十分沉重和压抑的心情。配合着前面的一个“遁”字，更加哄托出“我”的急于“逃离”的窘况。
小说的语言之美就像一个女人的外貌，它首先吸引男人的目光，然后才是对言谈、举止、修养、美德等等要素的考量。从女人的角度来看，虽然我很气愤男人们择偶时把女人的相貌排在第一位，但我无力改变这有审美以来即存在的现状。小说也一样，缺乏光泽的语言提不起我的兴趣。这大概与我的散文写作有关，我需要从别人语言的光泽中粹取一些精华，照亮我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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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小说又有了另一个毛病，就是经常在某个文字旖旎的地方停顿下来，与小说作者展开一个不对称的心灵对话。我说的“不对称”是指小说作者处于强势地位，总是他（她）先抛出一个话题让我接住，而我的声音对于他（她）来说却是一个极微弱的存在，甚至就是不存在。不过，这也不影响我的心情，实际上我也可以把这种对话看成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我与我的对话——自言自语。
比如，在弋舟小说的正文中第一次读到“尽头”这个词时，我说：“一个常常沉溺于‘尽头’的人想必对人生有某种特殊的体验。”
再比如，读到“我们俩同岁，差不多生日都是同一天，他陪我过了两个生日。他死了，我就觉得跟自己死了差不多”。我又对自己说：“这就对了。我一向固执地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死亡产生十分强烈的情绪反应，大抵都是因为由彼及此地联想到自己的生与死，否则，我说得冷酷点儿，一个人的死亡和一只螳螂的死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生命都是一样的——刍狗。生命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不同罢了。不同种类生物生命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之长短与物种进化有关，与他者之意志无关。”
等读完了小说的全部内容，你回头再看，这一句正是小说的“眼”，如果不是“他死了，我就觉得跟自己死了差不多”，那么，整个接下来的内容就没有根据了，“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心思，费那么多周折，不惜揭开别人的伤疤来探究邢志平的死因呢?“我”又不是警察。而一句“他死了，我就觉得跟自己死了差不多”，不仅一下子获得了读者的同情，而且也调动了读者强烈的好奇，想要与“我”一起探究一下邢志平的死因，看看在他的死亡里有没有我们应该警惕和可以借鉴的东西。——一个生命的死亡对另一个生者的意义，也大抵如此。
“人有时候完全被某些看似无关的事决定着。”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宿命”吧，凡具有神秘色彩的此物与彼物发生的让人不能从常规上去理解的联系，我们都可以归之为“宿命”。“宿命”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能把它附近所有的东西牢牢吸住，休想逃逸。我一边读着小说，一边和作者——其实是和我自己——进行着或长或短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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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刻，他都觉得自己是个不期望被世界惊扰的儿童。他天生是一个内向的孩子，排斥开玩笑，更排斥恶作剧，他很羞涩，过分的亲昵比过分的冷淡更能令他不安。”这是小说作者对小说核心人物邢志平的经典描述。我不知道别人是否留心了这段儿文字，更无从得知别人是否能够理解，反正我在读到这段儿文字的时候感觉到了内心的疼痛，条件反射一般的痉挛。很多年前，我首先从我自己身上隐隐约约地认识和理解到这种“羞涩”，后来读卡夫卡的文字，我又从他那里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到这种“羞涩”。正是这种“羞涩”，让人在面对巨大的外部世界时常常产生恐惧却无处藏身之感。
卡夫卡在文字中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地洞”，藏身于其中。小说中的邢志平也给自己找到一双庇护的翅膀，那就是对尹彧和丁瞳的双性恋。与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更坚强一些，当我很早就意识到这种“羞涩”的时候，我便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克服之。比如，我故意大笑；我故意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也故意主动地与人亲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时，物体才能保持平衡状态，这是我在中学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也是我在哲学课上深刻理解的知识。
也许所有个人的悲剧都能最终从性格中找到一些可能关键也可能不关键，但一定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在小说里被人戏谑为“弱阳性”男人的邢志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那双庇护的翅膀最终毫无保留地从他的头顶移开，他所有的路便走到了尽头。而我，还有小说里的那个“我”生活依然在继续，没准儿还能够借着他的经验使人生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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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由分说地将人变成一个寄居者。”说得太对了。其实，人本来就是寄居者。灵魂寄居在肉体里，肉体寄居在世界上。寄居者必须时刻做好思想准备，准备被宿主驱逐出境。要想更长时间地寄居，寄居者必须主动与宿主搞好关系，成为合作共赢的伙伴。灵魂要保护好肉体；人类要保护好环境。
将人变成寄居者，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死亡的存在。诚如尼采所说“人人身后站着它的阴影”。死亡的威胁与生俱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因为我们都欠着它的债，所以希望它晚点儿来，越晚越好，哪怕我们需要为此支付更多的利息给它。不过，我们最好早点儿学会如何与死神做生意，赚得多也就不在乎多付给死神那点儿利息。说不定死神还会因为我们给的利息高而乐于更长久地做我们的债权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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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感觉到越来越像是在剥一只茧。弋舟先将一只茧（邢志平之死）放在读者面前，然后让读者跟随着他叙述的节奏，持续不断地抽丝，抽丝，直到抽尽所有的丝，一只蠕动的蛹便完全地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如果你从来不知道茧是如何形成的，你当然不会知道茧里面有什么，直到你抽尽所有的丝，让一只肉乎乎、母腹中的胎儿一样的蛹完全裸露在眼前，你会不会很惊讶，并且由此产生不断剥茧的欲望，只为了最后剥出一只胖乎乎的蛹来？
好的小说就是这样，让人剥完了这只茧还想再剥下一只，直到你完全对剥茧失去了兴趣，因为此时你越来越感觉你正把自己、把人生当成最后的茧，你害怕再剥出那最后的蛹。此时，你一定觉得还是茧的状态最美，虽然你仍然不能从外表一眼就看出里面的奥秘，但终有一天你会看到一只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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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读者的我，跟随着作为小说主讲人的“我”一起走访了曾经与邢志平有过密切关系的一系列人物：校友禇乔、大学时的班主任尚可、偶像人物尹彧、前妻丁瞳，他们都以十分坦诚的态度向“我”坦白了与邢志平的特殊关系，以及在邢志平生命中的重要影响，加上邢志平在与“我”交往的过程中一些十分异样的表现，由此“我”终于推断出邢志平的死因。
至此，我对弋舟的此篇小说忽然有了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自于我对另一篇小说的深刻记忆。即被称为鬼才的日本著名短篇小说之王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那篇篇幅不长的小说，后来被日本著名大导演黑泽明改编成电影《罗生门》，并于当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梗概如下：一个炎热的夏日的晌午，一位名叫金泽武弘的武士，牵着一匹桃花马，马上端坐着他年轻美貌的妻子真砂子，穿行于林木茂密的山间驿路上，碰到了既好劫财又好劫色的强盗多襄丸……金泽武弘被杀，其妻真砂子被强暴。主管刑案的典史逐个向报案人（山中的樵夫）、线索提供人（一个和尚）、强盗多襄丸、金泽武弘的岳母、金泽武弘的妻子以及金泽武弘的鬼魂询问了案情，他们的口供却出奇地荒唐，让案件迷雾重重，无法揭出真相。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口供都是切线——假设案件是一个圆的话，它们都与圆有一个切点，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抵达事件的核心部位——圆心。
与《竹林中》不同的是，小说作者弋舟让“我”（小说讲述人）通过回忆邢志平生前的言行，通过与禇乔、尚可、丁瞳、尹彧的谈话终于弄清了邢志平之死的真相——即邢志平所有的人生路都走到了尽头。用小说里的话说，他“失去了乳房，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老婆，失去了儿子”，而最最重要的是，他也终于失去了青春的偶像，这偶像是支持他战胜懦弱、恐惧、孤独的精神力量。
读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之前，我刚好读完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所以，在查明邢志平死亡的真相之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尼采的一句话：“你们敬重着我；如果你的敬重有一天倒坍下来，便会怎样呢？别让一个石像砸坏了你们吧！”我想，正好可以用尼采的这句话诠释邢志平的死，他恰恰就是被一尊倒下来的石像砸死了。只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那尊石像最终十分确凿地倒下来以前，他已经预感到石像即将崩塌，因此他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到精神上惊恐不安与身体上虚弱不堪的双重困境之中。
我觉得几乎可以用“残忍”二字来形容邢志平一步步被逼入人生绝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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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为什么而生，便最终要为什么而死。这是我对邢志平之死的一点点感悟。
对于跳楼那一刻之前的邢志平来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当死亡成为最后的诗意，除了毫不犹豫地上前拥抱它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当然，苟且偷安者比比皆是。他们正好成为反衬，彰显出邢志平的执着与倔强，彰显出邢志平对于理想人生的志坚意笃。这个被人戏谑为“弱阳性”的男人，外表极度虚弱，内心却暗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坚硬的内核。
因此，我对邢志平之死还有另外一层感悟：不走到路的尽头，你怎么知道路的出口在哪里？或者你怎么知道你所选择的路根本没有出口？所以，别笑话那些“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吧，在所谓有谋略者看来，他们是蠢得不可救药，但是，在我眼中，他们也是执著、坚毅得无懈可击。更不要在别人艰难地走过所有的人生路程之后，以“成王败寇”的可笑的莽夫理论为别人盖棺定论。事后诸葛亮人人都能当，“马后炮”的棋局却不是人人都能搞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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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骨灰盒都有一份确据，而一个人却可以被记忆匿名。那么，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过往和生命？”
读到此，悲凉的情绪山洪暴发一样，挟带着泥沙与碎石，迅速席卷、淹没了我此前一直保持的良好情绪：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几个人是有墓碑的？这墓碑是由自己生前亲手立就，还是任由后人评说？
历史的无情与人生的荒谬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你面前时，你将做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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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邢志平心中的偶像倒塌的原因在于人们一个奇特的心理。
我打个比方说，人们总是忽略金字塔巨大的基座，而仰望那收缩为一点的塔顶。不知是无意还是刻意。也许是因为那收缩为一点的塔顶高不可攀，而巨大的基座却可以任由人们踩在脚底？谁知道呢。说不定人生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奥秘正暗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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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邢志平的悲剧人生：一个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别人的辉煌中的生命，注定是卑微的、可笑的、可怜的。
不是早就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吗？对于文学来说，作者写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从中读出了什么。确实如此，文学作品一旦白纸黑字地落实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是个不变量。而读者个人的经历、经验、情感、态度、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既决定了他的阅读品位，也决定着他的阅读感受，是一个巨大的可变量。
因此我说，宽容一个人是容易的，要真正理解一个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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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发现，弋舟的两篇小说不仅具有同一个讲述人——我，刘晓东，而且两篇小说中还暗藏同一个隐语，即一个人在丧失了羞耻心之后，便再难找到幸福感。这从尹彧的最后交待中可以看出：“我们并不幸福。丁瞳也不幸福。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再有羞耻感……”
在邢志平、丁瞳、尹彧三个人复杂的情感纠葛中，没有一个胜利者，还有“我”，在世界面前统统呈现为“弱阳性”。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所面对的世界，重新思考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让它重新回到一尘不染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面对眼前的“雾霾重重”，我们几乎得靠“挤”才能进入到“充满玩笑与恶作剧”的空气中，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地想一想如何治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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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弋舟的小说，我有太多太多的感想，以至于我都没有耐心和勇气慢慢地写下去了，生怕我越写下去越显得语无伦次……
2014年4月2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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