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农问题何时了？
无奈之余
2014年3月，有位号称百姓代言的兄弟在网上发文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呼吁党和政府关注与重视！！记得2001年7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写信给朱镕基总理，就用这13个字概括了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当年就因为李昌平说了真话，得罪了整个官场，结果落了个辞职后“仓惶出逃”的惨痛下场。十余年过去了，无论是我们的新闻媒体还是党国领导同志们的报告总结，总是宣传“新农村新气象”：年年都是粮食增产，农民的人均收入年年都在递增。即使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总给人一种农民们生活得“很滋润”，“很甜蜜”的感觉。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里田地分到了户，再后来农业税也免掉了（当时大张旗鼓地宣传说，免除中华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是我们党国胡温之首创，但据专家考证在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57年至公元前202年）时代就已有全免农业税之先例）。如今，在“享受田园生活”之余，农民们（包括那些辍学的学生娃）还跑去城里打工挣钱。在某些人的印象里，农民们“吃着田里的，挣着城里的”，一副“有吃有喝有钱赚的快活景象”，怎么还会有一个“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说法呢？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有位山东农村的农民网友发出无奈的叹息说：难道农业到头了吗？生猪只有5元一斤，毛兔从9元下降到6元一斤，鸭6元一斤；去壳的花生米2.7元一斤；优质玉米仅1.09元一斤。如此低的农产品价格，扣除不断涨价的农资费用，即使不算劳动力，种地也几乎是赔钱了……看来农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抛弃农田，进城打工。国家政策似乎也正往这个方向诱导。比如，某省近期的发展目标是要建几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为了赶着农民进城上楼，省里还出台了农民进城后，土地、宅子、林业等不变的利好政策；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家里有地的大学生，没有在城里找到合适工作前也算失业，似乎老祖宗传下来的、至今在文件上还是重中之重的农业，已经不算正业了……大概在某些党国官员们看来“无工不富”，“无城不国”是对的，而“无农不稳”纯属“无稽之谈”。
按百姓代言兄的话说，如今他所在村落村容村貌陈旧，土坯瓦房脏乱差；村里各种线网信息化服务缺失；村级医疗配置匮乏；村交通出行不便且危险；村水利基础设施滞后；村民饮水不安全；村集体资源缺乏管理；村校大规模撤并，那些校园荒芜凋敝，儿童“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上学很危险）；村治安形势严峻；种田养畜亏损，抛荒弃耕，“空心村”现象严重；由于城乡差异，贫富差异凸显造成富欺贫，贫仇富，强凌弱，弱忌强和官压民，民恨官的普遍现象，到处都有农民上访的问题，这确实是令人十分担忧的事情。全国农村人口达9亿之多，是全国总人口的70%，如果长此以往，一不小心点燃了农民们内心的干柴烈火，农民们一旦汇集起来举旗造反，就会再现朝代覆亡那样的历史变故，弄不好，就是一个民族危亡的大问题了。不知道这种不太中听的话语算不算危言耸听？
上述情况与2001年李昌平反映的农村情况：种田尽亏本，田地无人种，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老人盼早死，小孩跪求学，村乡债台筑，干部如“蝗虫”，疯狂啃“皇粮”，农民遭了殃，希望在何处，唯望星空哭！的一幕幕凄凉景象造成的可怕局面似乎并无两样！奇怪的是当年的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却表示，他不赞成李昌平提出的“农业真危险”的观点。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将得到很大的增强，农业的经济运行是平稳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农村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进一步密切的，农村的社会是稳定的，农业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的杜部长还认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较前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大概就因为我们的党国高官始终都持有这种观点，所以说了真话的林昌平只能“夹着尾巴”远走他乡。我们的党国官员——特别是那些与农民们没有丝毫感情，又不愿意与山野农夫们近距离接触的党政高官们，天天躲在豪华的办公楼里听下属做各种离奇的汇报，或许是在掌声雷动的会议室（或大会堂）里摇头晃脑地作指示，唱高调，或者是躺卧在行进中的高级轿车里闭着眼睛奇思瞎想做美梦，要么是与商贾同僚集聚在富丽堂皇的宾馆酒楼里觥筹交错，对酒当歌……所以虽然时隔十余年之久，但是三农问题依然如故，仍有数亿农民还在“待富”的困境中艰难生存。真不知这些党国官员的心是不是肉长的？他们的眼睛是不是长在头顶上？他们的耳朵对农民的声音是不是有天然的隔音效果？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真不知中国的三农问题何时才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