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烦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烦恼时的满腹抱怨和束手无策。经历了烦恼，人的思想会更成熟；遭遇了难题，发展的思路会更清晰。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烦恼都是成长和发展中不容回避的现象，关键是科学认识、清醒判断、沉着应对。有了这种正确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就能够逐步减少和克服“成长的烦恼”，不断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2011年初，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的“罗三妹山公园”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一时间聚焦了人们的“眼球”。令人新奇的是，这个公园究竟有什么魔力，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84年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广东中山，入住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晨练”登山，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有一天，邓小平行到接近山顶处才歇脚，聊了一会天，随行人员说，时间不早了，下山那条路不大好走，还是从原路回去好了。这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就这样，“不走回头路”这句看似一语双关的话，逐渐成为人们坚信改革开放道路的经典隐喻。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1957——1997）》记载，这一天是1984年1月28日。当晚，邓小平在温泉宾馆会见港澳知名人士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之前，他也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说的“不走回头路”的思想指向，并不是不问对错的“一条路走到黑”，也不是不计后果的“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建立在“走对路”的前提基础上的一种信念和决心的体现。事实上，他也曾这样评价自己：“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 总之，走对路，才能不走回头路。这是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也是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深邃把握国家大势、科学谋划未来发展的重要指针。
当前，要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走下去，需要对我国的发展形势及阶段性特征有清醒的认识，需要增强发展的战略远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制定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策略。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发展的难度反而增加了呢？面对发展形势严峻、发展难度增加的现实，增强战略远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策略呢？
一、发展高度增加发展难度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不仅在于为当代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更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值得被铭记，关键在于其对现实具有启迪价值。回首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岁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艰辛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中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现实要求中健全完善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不断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最生动的历史性变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正如胡锦涛所指出：“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的高度往往增加发展的难度。随着我国的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深水区的顽石”日益凸显出来，“触礁”的风险系数也随之增加。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凡有过经济快速崛起经历的国家，一般都出现过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在其发展的最繁荣期，却又易于被各种危机和矛盾所干扰或中断，导致政局不稳、经济停滞、民怨激愤。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那么，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从国内来看，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愈发显现出来。
近些年，伴随着人们公平意识的日益强烈，住房、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非常突出，渐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制约发展的难点。房价攀升所造成的民怨，教育不公所引起的不满，收入差距拉大所导致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考验着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并且很多矛盾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造成两难的复杂局面，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就是当前我国在实现快速发展以后，发展难度反而日渐增加的一个现实例证。
从国际来看，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高，这也极大增加了发展的难度。
目前国际上也出现了两种针对中国的自相矛盾的声音：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同时，“中国崩溃论”也时有泛起。比如，2011年7月2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商业版刊登华纳的文章——《通向灾难的高速之路》，就借喻之前几天在我国发生的“温州‘7?23’动车事故”恶意推测，“中国高速火车脱轨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亦将脱轨”。这些歪曲中国、唱衰中国的不实言论，除了别有用心的险恶伎俩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上面对中国崛起所呈现出的复杂心态，从而进一步使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复杂、更微妙了。
人们可能会问：我们不是经常说，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现在我国经济确实取得了大发展、大跨越，为什么解决问题的难度反而增加了呢？
首先，这主要是由“成长的烦恼”所致。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出现这种复杂局面和情况，确实很难避免。这是因为，任何战略选择，都难以做到完美无缺，它在着重追求一方面价值的同时，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价值的实现。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不是苛求尽善尽美，而是结合实际解决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并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作出清醒判断、进行有效应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需要集中各种优势资源，在有条件的领域、行业、地区率先实现突破。这就决定了在发展初期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均衡发展，不可避免地使某些群体在发展中付出更多的代价和牺牲，使某些领域、行业、地区在发展中呈现滞后的状况，等等。当前，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和扩大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等问题，就是对“成长的烦恼”这一固有现象的集中体现和现实反映。
正是在这样的利弊权衡和慎重考量下，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在198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思路作了详细的概括和阐释。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为此，他甚至还提出：“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现在看来，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个发展思路，是符合落后国家的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历史实际的。
那么，何时集中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呢？邓小平所说的这个“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具体是指什么时候呢？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过一个“时间表”。他说：“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实际上，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时间表”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胞弟邓垦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的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极强现实针对性的重要观点：“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这些认识和判断，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清醒和远见。
的确，“成长的烦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烦恼时的满腹抱怨和束手无策。经历了烦恼，人的思想会更成熟；遭遇了难题，发展的思路会更清晰。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烦恼都是成长和发展中不容回避的现象，关键是科学认识、清醒判断、沉着应对。有了这种正确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就能够逐步减少和克服“成长的烦恼”，不断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其次，从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有时发展程度越高，发展的难度就会越大。在传统经济学上有一种观点，称作“边际效应递减”，就与这个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
边际效应递减，就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每单位投入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
当然，对于一个企业或个别区域而言，这种现象并不一定会出现。因为这种现象的假设前提是“一切其它的条件不变”，而在现实实践中，周围的条件和环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起变化，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开放意识增强的有利条件推动下，甚至更多出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所以，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效应递增”的观点。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整体发展而言，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难题。这是因为，虽然科技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开放意识增强等因素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延迟边际效应递减现象的出现，但这些影响因素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每向前再推进一步，也都意味着将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则更易于发生。
再次，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其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的增大，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不合理，也会增加其发展的难度。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越大，对发展战略、发展策略、发展环境等因素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增加发展的难度。另一方面，发展速度快，并不代表发展程度高、发展条件好。而发展程度与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直接相关，代表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则与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因此，我们不能将发展速度快慢，看作衡量发展程度好坏和评价发展条件优劣的绝对标准。
我国前些年经常会将8%作为GDP增速的计划指标，这主要是从就业等角度来考量的。事实上，我们很多年份都超额完成了这个任务，甚至将增速提升到两位数的高度，发展成为当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看到，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如果GDP增速能到3%左右，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当政期间的政府就会受到其人民的赞扬。而我们却不能据此对比认为，我国的发展程度、发展条件，比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比我们大几倍、现代化整体水平比我们先进很多的美国还要好，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总之，困难虽是消极的，但也可以促使我们清醒、激发我们进取。面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这种复杂形势及其产生的症结和根源，“包容性发展”的概念近年来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也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被提及。这一概念由亚洲开发银行最早使用，其内涵体现了公平发展、均衡发展的共建共享原则，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相互贯通，对解决当前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From： 《国家大势》 王浩雷
书摘:发展高度往往决定发展难度(转载)
“成长的烦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烦恼时的满腹抱怨和束手无策。经历了烦恼，人的思想会更成熟；遭遇了难题，发展的思路会更清晰。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烦恼都是成长和发展中不容回避的现象，关键是科学认识、清醒判断、沉着应对。有了这种正确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就能够逐步减少和克服“成长的烦恼”，不断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2011年初，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的“罗三妹山公园”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一时间聚焦了人们的“眼球”。令人新奇的是，这个公园究竟有什么魔力，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84年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广东中山，入住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晨练”登山，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有一天，邓小平行到接近山顶处才歇脚，聊了一会天，随行人员说，时间不早了，下山那条路不大好走，还是从原路回去好了。这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就这样，“不走回头路”这句看似一语双关的话，逐渐成为人们坚信改革开放道路的经典隐喻。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1957——1997）》记载，这一天是1984年1月28日。当晚，邓小平在温泉宾馆会见港澳知名人士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之前，他也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说的“不走回头路”的思想指向，并不是不问对错的“一条路走到黑”，也不是不计后果的“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建立在“走对路”的前提基础上的一种信念和决心的体现。事实上，他也曾这样评价自己：“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 总之，走对路，才能不走回头路。这是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也是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深邃把握国家大势、科学谋划未来发展的重要指针。
当前，要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走下去，需要对我国的发展形势及阶段性特征有清醒的认识，需要增强发展的战略远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制定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策略。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发展的难度反而增加了呢？面对发展形势严峻、发展难度增加的现实，增强战略远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策略呢？
一、发展高度增加发展难度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不仅在于为当代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更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值得被铭记，关键在于其对现实具有启迪价值。回首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岁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艰辛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中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现实要求中健全完善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不断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最生动的历史性变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正如胡锦涛所指出：“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的高度往往增加发展的难度。随着我国的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深水区的顽石”日益凸显出来，“触礁”的风险系数也随之增加。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凡有过经济快速崛起经历的国家，一般都出现过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在其发展的最繁荣期，却又易于被各种危机和矛盾所干扰或中断，导致政局不稳、经济停滞、民怨激愤。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那么，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从国内来看，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愈发显现出来。
近些年，伴随着人们公平意识的日益强烈，住房、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非常突出，渐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制约发展的难点。房价攀升所造成的民怨，教育不公所引起的不满，收入差距拉大所导致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考验着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并且很多矛盾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造成两难的复杂局面，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就是当前我国在实现快速发展以后，发展难度反而日渐增加的一个现实例证。
从国际来看，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高，这也极大增加了发展的难度。
目前国际上也出现了两种针对中国的自相矛盾的声音：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同时，“中国崩溃论”也时有泛起。比如，2011年7月2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商业版刊登华纳的文章——《通向灾难的高速之路》，就借喻之前几天在我国发生的“温州‘7?23’动车事故”恶意推测，“中国高速火车脱轨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亦将脱轨”。这些歪曲中国、唱衰中国的不实言论，除了别有用心的险恶伎俩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上面对中国崛起所呈现出的复杂心态，从而进一步使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复杂、更微妙了。
人们可能会问：我们不是经常说，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现在我国经济确实取得了大发展、大跨越，为什么解决问题的难度反而增加了呢？
首先，这主要是由“成长的烦恼”所致。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出现这种复杂局面和情况，确实很难避免。这是因为，任何战略选择，都难以做到完美无缺，它在着重追求一方面价值的同时，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价值的实现。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不是苛求尽善尽美，而是结合实际解决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并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作出清醒判断、进行有效应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需要集中各种优势资源，在有条件的领域、行业、地区率先实现突破。这就决定了在发展初期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均衡发展，不可避免地使某些群体在发展中付出更多的代价和牺牲，使某些领域、行业、地区在发展中呈现滞后的状况，等等。当前，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和扩大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等问题，就是对“成长的烦恼”这一固有现象的集中体现和现实反映。
正是在这样的利弊权衡和慎重考量下，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在198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思路作了详细的概括和阐释。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为此，他甚至还提出：“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现在看来，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个发展思路，是符合落后国家的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历史实际的。
那么，何时集中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呢？邓小平所说的这个“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具体是指什么时候呢？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过一个“时间表”。他说：“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实际上，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时间表”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胞弟邓垦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的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极强现实针对性的重要观点：“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这些认识和判断，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清醒和远见。
的确，“成长的烦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烦恼时的满腹抱怨和束手无策。经历了烦恼，人的思想会更成熟；遭遇了难题，发展的思路会更清晰。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烦恼都是成长和发展中不容回避的现象，关键是科学认识、清醒判断、沉着应对。有了这种正确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就能够逐步减少和克服“成长的烦恼”，不断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其次，从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有时发展程度越高，发展的难度就会越大。在传统经济学上有一种观点，称作“边际效应递减”，就与这个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
边际效应递减，就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每单位投入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
当然，对于一个企业或个别区域而言，这种现象并不一定会出现。因为这种现象的假设前提是“一切其它的条件不变”，而在现实实践中，周围的条件和环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起变化，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开放意识增强的有利条件推动下，甚至更多出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所以，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效应递增”的观点。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整体发展而言，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难题。这是因为，虽然科技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开放意识增强等因素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延迟边际效应递减现象的出现，但这些影响因素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每向前再推进一步，也都意味着将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则更易于发生。
再次，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其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的增大，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不合理，也会增加其发展的难度。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越大，对发展战略、发展策略、发展环境等因素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增加发展的难度。另一方面，发展速度快，并不代表发展程度高、发展条件好。而发展程度与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直接相关，代表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则与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因此，我们不能将发展速度快慢，看作衡量发展程度好坏和评价发展条件优劣的绝对标准。
我国前些年经常会将8%作为GDP增速的计划指标，这主要是从就业等角度来考量的。事实上，我们很多年份都超额完成了这个任务，甚至将增速提升到两位数的高度，发展成为当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看到，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如果GDP增速能到3%左右，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当政期间的政府就会受到其人民的赞扬。而我们却不能据此对比认为，我国的发展程度、发展条件，比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比我们大几倍、现代化整体水平比我们先进很多的美国还要好，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总之，困难虽是消极的，但也可以促使我们清醒、激发我们进取。面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这种复杂形势及其产生的症结和根源，“包容性发展”的概念近年来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也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被提及。这一概念由亚洲开发银行最早使用，其内涵体现了公平发展、均衡发展的共建共享原则，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相互贯通，对解决当前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From： 《国家大势》 王浩雷